一、道教养生学是研究人的生命的 道教养生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它把人的生命作为考察研究对象，竭力了解人的生命本质，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并把延年益寿、开发智能作为研究的主要目的。生命的新陈代谢过程、生命存在的奥秘等等，都成为道教养生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长期实践中，面对这一“黑箱”，道教养生家也曾像中国医学典籍《内经》所记载的那样，打开“黑箱”进行过解剖。如在朱提点（疑系宋人）《内境论》中就有“解剖”记录。但是道教养生家们发现，参透生命的奥秘，一般不可能将黑箱打开进行观察，而在炼养的过程中，也不需要打开黑箱。为此要弄清不可能或没必要打开的内秘密，并从外部控制生命的运动，道教养生学就不自觉地运用了现代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 而要探索黑箱之内的秘密并控制其运动，就必须借助辩证思维的方法。这样，道教养生学的理论体系便在养生学与哲学相互作用中蓬勃发展起来。一个以《周易参同契》、《无极图》和《悟真篇》为代表，以重人贵生的养生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说、性命双修的内炼体系和逆修返源的仙道理论为特色的养生学体系便建立起来。 道教养生学最突出的理论特点之一，是它的重人贵生的养生观念，这是道教养生学得以存在发展的基本前提。从先秦起，中国文化就显现了一种非神性而重人性的思想特征。这种鲜明的思想倾向，造成了先秦文化思想的总体理性环境。正是这样一个文化思想环境，孕育了道教养生学。 二、道教养生学以道为主，综合儒墨相关主张 先秦诸子中除阴阳家“舍人事而任鬼神”外，其余大多重人事而辟鬼神。孔子是中国思想家首领，他首先提出了人事第一的道德化的新内容，以代替鬼神的宗教支配。他很注重衣食住行与健康长寿的关系，说“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取之也。夫寝处不适、饮食不节、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宜乎”，并对“仁者寿”的命题，作了肯定的回答。 继而起之的墨子虽以“明鬼”著称，但其实质仍以人生问题为重。《墨子?经下》说：“无欲恶之为益损也，说在宜。”据《经说下》解释，这是为了反对儒家伤生损寿的三年居丧制度。《经下》说：“损而不害，说在余。”《经说下》解释说：“损，饱者去余，适足，不害。”《墨辞过》也说：“古之民，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此为讲究饮食之道。《墨子?大取》说：“圣人恶疾病。”盖墨家为了兴天下之利，也重视养生、医疗。哲学家中，最早明白揭示人的卓越位置的是老子。他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后来的道教就是把老子道家学说神秘化、宗教化，并综合儒墨相关思想观点，形成并创立了道教养生学。 荀子更为精辟地论述了人的道德属性。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华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也就是说，人有其他众物所未有的特异优点，所以在宇宙中应有高贵的位置，主张“扁（辨）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 周秦之际儒家所作《礼运》，更把人奉为体天地之大德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也就是说，心能知能觉，人为天地万物中有知有觉者，故可谓天地之心。人为五行所成之物类之最卓越者，故可谓五行之端。人乃天地之德，天地之心，实非他类物之所能比拟。 汉代学者基本上继承了这一传统理论。如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由此可见，“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 正是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环境，积淀了中国几千年重人伦轻宗教的心理结构，同时给以人为对象的养生实践提供了认识方法和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后来直接被道教所继承，并以此作为本身的宗教要旨之一。 三、道教养生学主旨在重命养身和乐生恶死 东汉成书的道教经典《太平经》认为，人生最可贵的是生命，它属于每一个人，仅仅一次。书中说：“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死，终古不得复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壹生，不得重生也。”因此，人应当热爱自己的生命。“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基于这样一个认识，炼养躯体、健康长寿便成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 那么，怎样才能得到长寿呢？《太平经》提出了“自爱自好”的主张：“人欲去凶而远害，得长寿者，本当保持自爱自好自亲，以此自养，乃可无凶害也。”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自我养护和锻炼，才能够求得生命的长存。应该承认，这是一种积极的养生观念，它既不像者那样将人寿命的长短归结为“天命”或鬼神的力量，也不同于悲观主义者那样宣扬四大皆空，将肉体视为“臭皮囊”。《太平经》说：“人命近在汝身，何为即心仰呼天乎？有要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爱谁乎？有要不自成，当成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复思此言，无怨鬼神。”看，这种不呼天不怨鬼神的“人命”观，与者和厌世论者的观点比较起来，充满了何等可贵的奋斗精神。 与《太平经》同时代的其他几部道教经典，也都贯穿着这种信念。《周易参同契》说：“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老子河上公章句》说：“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法如是，乃为真人。”《老子想尔注》说：“不知长生之道，身皆尸行耳。”“归志于道，唯愿长生。”以上这些论述，都以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为第一要旨。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古代养生史上振聋发聩的口号――我命在我不在天。 这一口号始见于葛洪《抱朴子内篇?黄白》。篇中引《龟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西升经》卷5《我命章第二十六》亦说：“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不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早期道教养生家提出的这一口号，是道教积极逆转乾坤精神的体现，包含着一种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后来的道教养生家的炼养著作反复提及这一观点，说明了它在养生史上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至宋元内丹派的出现，更加弘扬了这种思想。 北宋之际，张伯瑞首倡内丹于世，他的丹法充分体现了扭转天地规律、支配自然法则的积极精神。他说：“大药修之有易难，也知由我也由天。”进一步认为：“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希夷合自然，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他对丹法成功的信心很足，说：“已知寿永齐天地，烦恼无由更上心。”显示了他宏大的气魄和坚定的信念，同时也说明道教内丹思想并非逃避现实而是重视现实，他们希望跳出现实而肉体炼养，最后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 所有这些论述集中反映了道教养生学一个鲜明的思想特征，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主动进取的精神去探索和追求人的健康长寿，取得把握自身生命自由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