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春 人类自从摆脱天然穴居，开始营造居室以来，如何选址，如何布局，营造什么样的房屋更适合人类的健康发展，就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所谓“阳宅”的学问。 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和《诗经》就有周文王在岐山选址和周公、召公为周成王修建东都洛阳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中已有形法家《宫宅地形》二十卷的记载。但汉、唐以来，专门记载阳宅造法的图书大都已经轶失，清代乾隆年间广搜天下图书典籍，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关于阳宅的专著，只搜集到托名黄帝编撰的《宅经》二卷。今天我们俗称为“风水”类的图书，在清代《四库全书》中都收在《子部十九·术数二》之中，主要篇目就是托名黄帝的《宅经》，托名晋代郭璞的《葬书》，以及署名唐代杨筠松的《撼龙经》《疑龙经》《青囊奥语》、曾文遄的《青囊序》和宋代赖文俊的《催官篇》等。四库馆臣，将这类书称为“相宅、相墓属”，并在按语中说古代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称为“堪舆家”。可见直到此时，后世所谓“风水”一词尚未流行。 在《四库全书·子部十九·术数二》中所收相宅、相墓类图书中，真正属于专门论述阳宅的著作，就只有《宅经》二卷。乾隆46年（公元1781年）纪晓岚等人写的提要说：“《汉志》形法家有《宫宅地形》二十卷，则相宅之书，较相墓为古”，“《宅经》二卷，旧本题黄帝撰”，“盖依托也”。“《宋史·艺文志》五行类有《相宅经》一卷，疑即此书，在术数之中犹最为近古者矣！”意思是，相宅之书比相墓之书出现得要早，这部托名黄帝的《宅经》就是最古老的阳宅著作了。 《宅经》论述了阳宅的重要性：“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访署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在《宅经》中将阳宅分为二十四路（当时还不叫二十四山），八卦九宫，分阴分阳，考寻休咎。但还不是后来所谓“八宅派相宅法”，既无“大游年”，更无“宅命”之说。 后世所谓的“八宅派”、“八宅理气法”，都是后人对前人著述的一种分类，是后人贴在阳宅风水上的一种标签。事实上，直到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大量阳宅风水图书刊刻发行，也未见一部著作自称是什么“八宅派”、“八宅理气法”。 所谓八宅派相宅法，核心理论就是八门套九星，俗称大游年。即以九宫八卦格式布局阳宅，以天上北斗九星为参照系而创造的生气贪狼木星、延年武曲金星、天医（又名天乙）巨门土星、绝命破军金星、五鬼廉贞火星、祸害禄存土星，六煞文曲水星和伏位左辅右弼星按顺时针在各个宫位飞布，从而判断吉凶；并将八宅分为东四宅、西四宅，以趋吉避凶。这种方法，据说源自汉代黄石公的《周书八宅》，但已无可考。不过，从《四库全书》所收唐代杨筠松的《撼龙经》《疑龙经》等著作中频频出现的由北斗九星所创造出的风水九星即贪狼、武曲、巨门、破军、廉贞、禄存、文曲、左辅、右弼来看，有人说，八宅法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倒是很有可能。 八宅派相宅法，还有一个重要技术，就是所谓“宅命说”，即将男女每个人的命，根据所出生年份在上、中、下三元九运的不同，分成东四命和西四命二种，并且强调东四命人一定要住东四宅，西四命人一定要住西四宅才吉。这种“宅命说”，据考证，产生得更晚。不少易学研究者认为，“宅命说”，起码是在元末明初浙江宁波幕讲僧（一说为目讲师），倡导三元九运、紫白飞星说之后，才逐渐被人拿来与阳宅九宫八卦八宅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说，“宅命说”最早从明、清二代才开始流行。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上无论古今中外，凡是开明，社会安定，经济发达之时，文化也才能出现繁荣的局面，风水文化也是如此。 从清代康熙、雍正之后，到乾隆、嘉庆年间，经济长期繁荣，社会长期安定，加之统治者带头修撰《四库全书》，风水地理之书也出现了一个编著刊行的。据今天能够看到的资料，在乾、嘉年间，起码刊刻发行的阳宅类图书就有10种之多，如《阳宅集成》《阳宅必用》《阳宅十书》《八宅明镜》《阳宅撮要》《阳宅大全》《阳宅三要》《阳宅图解》《阳宅要览》《阳宅爱众篇》等。 从内容来看，我们不妨把它们分为两派： 一派可以称为南派，以乾隆16年（公元1751年）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姚廷銮编著的《阳宅集成》和乾隆55年（公元1790年）江苏胥江（今江苏苏州）人顾吾序刊行、箬冠道人编著的《八宅明镜》为代表。 《阳宅集成》名副其实，作者将他当时能看到的阳宅图书、资料广为搜集，细加考究，去伪存真，删繁就简，归纳总结，条分理析，著成阳宅十八看，囊括了形法、理法和择法的各种理论与方法。比如选址，提出“阴地求一线，阳地求一片”，“阳基之地龙必欲其长，穴必欲其阔，水必欲其大合聚、大弯曲，砂必欲其大交结，远朝拱，盖阳基力量大于阴地”，又说：“最要地势宽平，不宜堂局逼窄。若居山谷，且要藏风，如在平阳，先须得水。”在理法，即阳宅如何布局，如何判断吉凶上，作者将以紫白飞星为主的八局法和以大游年为主的八宅法都收入书中。 所谓局法，就是“基址之前后左右，横水界住，结成何局也”，“水来定局”，八局即“南水为坎，北水以离论，东水成兑局，西水震宫存，西南水是艮，东北水名坤，乾局东南水，巽宫西北源”。“宅者即坐山，以后天八卦方位分布而定也”，其吉凶“俱用洛书之紫白而断。其飞方之法，以本山之星入中宫，用排山掌诀，轮布八方，辨其生旺退杀之殊，以定吉凶。”作者在卷三《阳宅全秘》中，引《紫白诀》等书，详细讲解这种判断吉凶的方法，并且明确讲这篇《阳宅全秘》没有刻本，只有手抄本，“并失传姓氏，或云目讲师所作，或云王思山所传。”从这里也证明了三元九运、紫白飞星说，很可能始自元末明初浙江宁波的目讲师。但从《阳宅集成》所引手抄本的内容看，显然还不是后世所谓的玄空飞星理气法。因为在这里，只有阳宅坐山入中宫顺飞，既无运星，也无向星，更无阳顺阴逆之区分。但如果讲，它是后世玄空飞星法的滥觞与刍型，恐怕是不错的。 作者在讲完紫白飞星八局法之后，同时又大讲了大游年为主的八宅法。详细解说了大游年歌，并且引用明代王肯堂的理论来论证大游年的来源及原理。作者说：“游年各星，东四宅宜用东四宅门路及有高屋，西四宅宜用西四宅门路及有高屋为吉，反此则凶，此一定之板法也。”同时也主张“宅命说”，详细解说了三元男女东西命的具体求法，即《命诀要旨》所编歌诀：“欲识三元男命年，甲子一四七宫迁；女命当推五二八，男逆女顺数周全；男中作坤女作艮，轮着阴阳仔细编”，即排山掌诀。作者还引用一些奇门类图书的论述，来说明男命逢中5宫寄坤，女命逢中5宫寄艮的道理。另外，作者还主张，应该在宅命之四吉方开大门、安床，在本命之四凶方安厕所和厨灶等。 该书将二种宅法都收在书中，其实二者是有矛盾的。比如，作者在《九局开门秘诀》一节讲：“九局，即紫白九星论开门，与游年有同有异，专取生旺方也”。也就是说与前边讲的《八宅开门吉凶断》是不完全一致的。比如，按紫白飞星说，《阳宅精义》有“乾房艮门不可开，开后长房有凶灾，中房男女人多疾，孤寡还应少年来”的论述，作者解释说，为什么乾房艮门不可开呢？因为按乾房，即六白为主为坐山，入中宫顺飞紫白星，则九紫火星正好飞到艮门方位，火克乾金，即艮门是乾房的杀方，所以长房先凶，中房、小房继之。如果按八宅法大游年，从乾房坐山起游年七星，则艮方位为天医，为三吉方之一，自然可以开门。可见二种相宅法，在吉凶判断上是有矛盾的。 南派的另一个代表作就是苏州人顾吾庐刊行的《八宅明镜》。这部书是纯八宅派理法，特别强调宅命说，详细讲解了如何从排山掌上推上中下三元不同年份出生的男女宅命，而且说“凡东四命宜居东四宅，西四命宜居西四宅，此千古不易之方向”，甚至还主张用宅命说来为青年男女配婚、合婚。在大游年从何处起伏位上，也比较混乱。比如上卷在《定游星法》一节说：“先从座上起游星到门上，后从门上起游星还本位，飞得吉星到本位，忌开后门、后窗以泄气。座后不忌天井，但天井之后，必有墙垣，上不宜开门与窗耳。凶门飞到凶星到本位，反宜开后门、后窗以泄之，则减凶。如一宅有高房，即从高房起游星，数至门上系何星飞。如新造之宅，从吉宫数至门也。屋高四五尺以上者，即以高屋作主。如止高二三尺，仍从门上论星。”一会儿说从坐山起游星，一会儿又说从高屋起游星，一会儿又说从门上起游星，使人难所适从。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主张灶压凶位，所谓“压煞迎生”“坐凶向吉”。 总之，这部书按刊行者序中所说，是乾隆54年己酉仲冬偶然间有一个箬冠道人来家访他，谈及八宅之妙，“即叩授其术，箬冠道师探囊取书二本授余，名曰《八宅明镜》”，而且这个道人还称此书“乃杨筠松先生所著”，所以他不敢私为枕秘，于是在第二年仲春，即乾隆55年（公元1790年）就刊刻公之于世了。从内容上看，该书前后重复，章节不明，质量不是太高，因为刊刻者本身缺乏风水实践，不是阳宅风水的行家里手。 归纳起来，从南派这两部代表作来看，对于八宅派核心技术大游年，基本上都主张从坐山起伏位，而且都重视宅命说，在厨灶的安置上都主张灶压凶方。 另一派可以称为北派，以乾隆51年（公元1786年）直隶滏阳（今河北磁县）人赵九峰编著的《阳宅三要》和嘉庆5年（公元1800年）直隶信都郡（今河北冀州）人张觉正初次编著刊行、道光26年（公元1846年）又一次再版的《阳宅爱众篇》为代表。 《阳宅三要》的作者赵九峰，名廷栋，字玉材，号九峰，可以说是当时一个风水大家，因为他不仅在乾隆51年（公元1786年）这年春天完成了《阳宅三要》这部风水名著，而且在秋天又完成了专门论述阴宅的《地理五诀》。他的学生四川成都人王庸弼在为《阳宅三要》写的序中说：“阳宅不外乎地理，而地理难概乎阳宅。盖龙、穴、砂、水，阴宅虽与阳宅从同，而布卦穿宫，阳宅自与阴宅各异”，又说该书“本《竹节摇鞭》诸赋，以门配主，以门配灶，斟酌至是”，“名曰三要，盖示人知门、主、灶为阳宅所重，为地理之不可概阳宅也。”意思是说，阴阳宅选址的地理形法，不可能完全囊括阳宅的宅法，阳宅应以门、主、灶为主来布局和判断吉凶。 作者在《阳宅三要论》中明确讲为什么门、主、灶为三要，因为“门乃由之路，主乃居之所，灶乃食之方”，“阳宅先看大门，次看主房，门、厨有东四西四之分，而主房却无定位，高大者即是。只要门主相生，即以吉断；相克，即以凶断。”“至于厨灶，乃养生之所，所关甚大。第一，与门相生；其次，与主相生”，“须要门、主、灶三者各得其所。门生主，主生灶，灶生门，三者互为无克，或相比和，又合宅主之生命福元，则人丁大旺，福寿双全。黄石公、杨救贫深得此理。有心斯道者，不必矜奇立异，惟是熟读大游年，强识八宅，默会五行生克之理，阴阳配合之道，则阳宅之道思过半矣”！ 该书将阳宅的看法，第一次讲得这么深入浅出，通俗明白，其核心技术就是相传由黄石公、杨救贫创造的大游年歌。而且第一次明确指出大游年，又名八门套九星，即从门上作伏位起大游年，而否定了从坐山、从朝向、从高屋起游年的方法。同时，强调吉星必须落在主位，即高大的房屋上，厨灶也必须安在吉星位置上，否定了灶压凶方的主张。不仅详细列举了东四宅、西四宅静宅门、主、灶相配的各种具体吉凶，而且也简单讲解了动、变、化宅翻星贯井的方法。 当然，诚如作者开始在《阳宅三要论》中也讲到“又合宅主之生命福元”，即宅命说，该书也简单讲解了《三元命诀》《捷诀》，即推断男女宅命的野马跳涧法，但该书显然不重视宅命说了。书前所录《碎金歌》中，即明确指出：“东西命，不须泥，只要吉宅便堪居。哪见某房父不在，儿女子孙另院居。”在该书卷二《西四宅乾坤艮兑游年起例》一节中，更明确指出：“以上六图，是西四宅延年、生气、天乙三吉宅，再合宅主命宫，则吉上加吉，即不合命宫，亦无妨。盖三吉宅，不论东四命人、西四命人居，俱总有吉无凶。不过只分大发小发耳，断无不发者。此论阳宅之妙法。余宅类推。” 作者在卷一《阳宅总纲》中又讲：“京都以皇殿内城作主，省城以三司衙署作主，州县以公堂作主，儒学以文庙作主，庵观寺院以正殿作主，绅士百姓以高房作主，一院同居数户，以锅灶为主，看吉凶。”从这段论述看，阳宅不仅指民居，凡是活人活动的场所都属于阳宅的范围，这在托名黄帝的《宅经》中早有论述。试想，这些政府机关、文化教育场所、寺庙，还有今天的厂矿企业、商场酒店等等，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校长、厂长、经理等都是经常变动的，如果也讲东四命人住东四宅，西四命住西四宅，能行得通吗？所以，《阳宅三要》一书，显然已不再重视宅命说了。 北派的另一个代表作就是河北冀州人张觉正编著刊行的《阳宅爱众篇》。张觉正，字佩鸣，号玉阶。从其自序中可以得知，他自幼读书，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孔孟之道，但成年后由于闹病，半途中止，后来请冀西一个熟识阳宅的卢先生为他相宅，找出病因是他住的东楼为祸土凶位，加以调理后痊愈。从此他辍读经学，专志术数之学，不仅广搜各类阳宅图书，而且四处拜师，从事相宅实践活动。“邻里亲友谬称余熟悉阳宅，延请者车马盈门”，今“年过六旬，衰残将朽，平生阅历一得半悟，岂可自隐”，于是“闭门修书，以公同好”。所以，他是一个既有“国子监俊秀监生”高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阳宅专家。 该书在《相宅宗旨》中明确讲：“夫相宅要以天之九星、地之九宫为宗。九星者，即祸、天、延、五、生、六、绝加辅、弼也。九宫者，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加中宫也。八卦分布八方，寂然不动以象地；七星随门左旋，降临祸福以象天。吉星临宫相生相比大吉，星宫相克中吉。凶星临宫相生相比，大凶，星宫相克，次凶。生克出于五行，五行生于太极，太极本无极也。” 从自序和书中内容看，张觉正虽然也是河北人，并且广泛搜到各种阳宅书籍，但并未看到过赵九峰的《阳宅三要》，但在对于大游年的具体应用上，比如一律从门上起伏位，顺布七星，以高大房屋者为主，都与《阳宅三要》不谋而合，特别在大门与主房的吉凶关系上，讲得更加清楚、明确，他总结出四句口诀：“门为宅主房为宾，门转星移定君臣；吉星显耀福且寿，凶方崇高多灾侵。” 在《静宅要诀》中讲的更为具体详尽：“且夫天下之宅，虽有万亿之多，苟得其要则视多如一。盖人有居宅，必有门向，既有门向，既定卦位。宜从门上按游年七星，须布八方。以门合宅内高大房屋为主，遇吉星高大则以吉断，凶星高大则以凶断。”再论其得位不得位，以分辨吉的大小程度。“惟凶星勿论其得位不得位，凡所临宫房屋高大，俱能为祸，倘若得位，发凶更速”，“故愿人之修房者，只要吉星高大，凶星低小为妙”。又辩证地指出：“凡宅不能无凶星，但使贪、巨、武三吉星高大为主，则破、禄、廉、文四凶星自不为祸。盖吉星一耀当权，而群凶退伏，自然亦化为吉矣。” 该书不仅具体讲解了九星吉凶、应验的年份，还讲到各种应该避免的宅病，外部局势的吉凶，还有八门如何走水等等。该书不仅详细讲解了各类静宅的吉凶及其具体调理改造的方法，对于动宅、变宅、化宅如何贯井翻层，判断吉凶，包括调理的方法，也都讲解得很具体、很实用。主要缺点，可能是因为没有看过《阳宅三要》，仍然沿袭《阳宅集成》的观点，主张灶压凶方。 该书在自序中，明确讲他看阳宅，大抵以《阳宅集成》和《阳宅大全》为宗，但同时也明确，他不遵《阳宅集成》的紫白之说，因为这与大游年不合，该书还彻底摈弃了宅命说。他批驳《阳宅十书》：“且以福元定东西四宅，以人之生年为主，不以宅向为主。若父年东四，子年西四，弟年西四，兄年东四，则父宅子何以居？兄宅弟何以居乎？或用截路分房法，各合生年，各立门户。倘若夫年东四，生人妻年西四，生人不便各立门户，必不同室居方可，此又何以处置？”所以，该书删去了三元九运推演男女宅命的内容。但在择吉部分，仍然保留了《阳宅集成》中年、月、日、时紫白飞星的方法，当然还列举了各种择吉的方法。 归纳起来，从北派这两部代表作来看，对于八宅派的核心技术大游年的具体应用讲得更加明确，一律从门上起伏位，而且强调了门、主、灶这三个阳宅的最主要部分，主张高大房屋为主为君，一定要吉星当权，厨灶也应安置在吉星位；同时，不再重视甚至干脆摈弃了宅命说。 今天的人，把古代相宅、相墓的学问，一律简称为“看风水”，但从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出版的这些阳宅书中，尚未见到任何一处提到“风水”这个名词。可见，风水一词最早也得从清末民初才开始流行。 早在明代，精通经学（著有《尚书要旨》）、中医（著有《六科准绳》），又通术数，中过进士，担任太史官，掌修国史的王肯堂（公元1549-1615年），在论述八宅法大游年原理及其来源时，就曾说过：“时师执流而忘源，不复深求其故，此吉凶之所以无据也”。 今天，这种状况恐怕更加严重。许多学习应用风水术的“时师”，对于前人流传下来的技法，既不“知源”，不知其原理及来源，更不“问源”，只知盲目继承，甚至以支流作为主流，把古代一些风水名家、大家已经否定抛弃了的东西（如宅命说），还在那里学习、传播，甚而写进公开出版的图书之中，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笔者不揣浅陋，对古代阳宅风水的源流大胆进行了上述粗略的疏理和考证。由于掌握的图书资料有限，阳宅风水的实践经验和见识有限，加上分辨鉴别能力不高，所以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证。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总设计师何镜堂院士，4月26日在上海科学会堂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中国馆的设计如何体现中国元素时，曾说：“从中国传统的城市来看，中国传统的城市都是棋盘式、九宫格式的布局。”这就是传统阳宅风水上所谓“八宅派”的主张。在谈及传统的风水学说时，他又说：“我不是研究风水的学者。我觉得，中国的风水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建筑物在不影响自然的情况下，让人获得最大环境舒适度，这是风水的精要，后来人们加入了很多糟粕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风水，中国馆的正南正北设计，很多让人舒适的设计，就是体现了风水。”（见2010年5月1日《燕赵都市报》第10版《东方之冠如何裁就——对话中国国家馆总设计师何镜堂院士》） 何院士这些谈话，为我们如何批判地继承古代阳宅风水这份遗产指明了方向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