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锋 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紧密关联，道家、道教的科技成果是多方面的，其中养生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道教养生技术及其相关理论是个颇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在众多的道教养生术中，学术界对外丹术、内丹术、房中术、导引术关注较多，而有道教特色的服食术却鲜有学者深入探析。近年来，我国技术哲学学科进展较快。我们发现，对技术哲学和道教服食进行交叉研究，不仅可以从新视角有力促进道教服食研究，对总结我国传统技术思想精粹也十分有益。 一、道教服食外延的新界定 “服食”一词在《尚书》中业已出现。《尚书·旅獒》称：“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这里的“服食”指服用饮食之物。道教使用“服食”这一概念，基本是与养生联系在一起。道教学术界对“服食”的阐释不断发展演变。1979年巨流图书公司印行的《道教大辞典》、1994年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道教大辞典》、1995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对“服食”均做出界定。考察这些定义，我们注意到，最早人们把服食的对象界定为丹药，即后来道教所讲的外丹；接着服食的对象范围有所发展，除了金石药，还包括草木药；在《中华道教大辞典》中服食的外延有更大的扩充，它包括药物和膳食。 对同一个概念有不同的定义这是正常的认识现象。逻辑学告诉我们，定义只能揭示事物某些方面的规定性，不可能揭示事物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事物本身不断发展变化以及人们认识的局限性、片面性往往使准确定义的工作变得十分不易。近来我们发现，服食的对象十分广泛。人们使用服食这个概念时，不仅指服用药物、膳食，往往还指服气和服符，并包括辟谷(一种不食五谷杂粮,探索通过调整呼吸和食用特殊食物，即含有丰富植物油的松子仁、柏子仁、火麻仁等以及含有多种糖、淀粉、维生素等成分的麦门冬、地黄、茯苓、山药、黄芪、人参等根茎或菌核甚至是符水、石子等，以求长生的饮食方法)。本文认为，服食是道教养生中一类十分常见的现象，其外延可以是药物，还包括日常膳食、特殊饮食、气、符等。 我们将道教服食外延界定在服药、服气、辟谷、饮食、服符等五方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首先，扩大服食外延基于对古今人们语言习惯的总结。虽然道教辞书仍在服药、膳食意义上阐释服食，实际上道教界、学术界过去、现在都在更广泛意义上使用服食一词，只要留意翻阅古代道教文献或者检索当今医学网页，我们就可以发现诸如“服食精气”、“服食元气”、“服食玄气”、“服食灵符”、“服食神符”、“服食仙符”“大剂量服食维生素有害”、“有八种人不宜服食蜂王浆”、“服食蒜头有助预防结肠癌和胃癌”等等内容。可见服食使用的范围不只局限在药饵。其次，从字义上理解，服食可以包含服气、服符等内容。据《说文解字》：“服，用也。”“服”的最早字义是使用，如《易•系辞》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食”的早期字义是聚集的米，《说文解字》云，“食，一米也”。随着时代的变迁，“食”的含义有较大的发展，通常有食用、与人以食、食物三层意思。基于“服”、“食”字源上的多义性，“服食”的解释力相当强，它可以涵盖服用药物、日常饮食、吞服道符、呼吸吐纳等，而不必拘泥于服食药饵。再次，道教类书“服食品”的内容涵盖服药、服气、辟谷、饮食、服符五方面。类书是我国的一种传统的工具书，它是把古代书籍中的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词文章、俪词骈语等资料按句或按段有选择地摘录下来，然后分门别类再编排在一起，以便检索和征引。现存正续《道藏》中收录了许多道教类书。唐王悬河所修的《三洞珠囊》，摘录各种道书，分品编集，是一本重要的综合性道教类书。该书《服食品》记述道教服食养生成仙之术，其内容就包括服药、服气、辟谷、饮食、服符五个方面[1]。综上，重新界定道教服食外延，将其扩展为道教饮食、道教服药、道教服气、道教服符、道教辟谷是必要而且科学的,这样的界定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道教服食养生文化。 二、道教服食的技术本质 外延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外延定义是定义的一种常见类型，内涵定义是定义的另一种常见类型。稽查道教养生经典，我们发现服食具备鲜明的技术本质。我们从技术要素、技术结构两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一下。 技术要素是构成技术的基本成份，它是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认真解析技术要素，有利于深入认识技术的本质特征。技术要素一般包括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两大类型，我们认为道教服食具备这两类技术要素。道教服食技术要素主要可以从知识、技能、器具等方面加以解析，其中知识与技能是道教服食技术的主体要素，器具是道教服食技术的客体要素。道教服食技术知识要素是道在长期的服食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坚持的养生技术原理，包含生命起源观、病因观、自养观等方面。道教的生命起源观逻辑上可以分成三种说法：道生论、气生论、神创论。实际情况却很复杂，这三种生命起源观往往混融在一起，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的理论形态。道教这种杂而多端的生命起源观导致种类繁多的养生术，它们各有理论依据，又配合运用，共同为道教长生成仙的理想服务。本文探究的道教服食养生术可以区分出服药、服气、辟谷、饮食、服符五种类型，即与道教富有弹性的生命起源观密切相关。道教病因观认为病患之原主要由环境因素、个人因素等因素造成，针对这些致病因素有的放矢地加以防备、补正，就可以消弥病患，达致养生的目的。此外，自力养生也是道教养生一大有特色的指导理念。这些观念是道教服食技术的思想菁华，是道教服食实践的理论基点。道教服食技术技能要素是道教养生者在养生知识要素指导下利用服食器具在经验基础上多次反复操作而获得的执行服食养生作业的主观能力。道教服食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古代养生法门，不仅十分注意理论探索，也非常重视技能培育，服药、服气、辟谷、饮食、服符各种服食类型都有一整套操作程序和基本规范。例如外丹炼服就十分繁难，南宋吴悮在《丹房须知》中将其归结为二十一个步骤：择友、择地、丹室、禁秽、丹井、取土、造炭、添水、合香、坛式、采铅、抽汞、鼎炉、药泥、燠养、中胎、用火、沐浴、火候、开炉、服食。[2]没有高超的炼养技能，根本无法达致服食养生目的。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其他四种服食类型中。技术的客体要素也称实体要素，现代技术的客体要素主要探讨工具、机器、设备等生产手段，而道教服食技术的客体要素主要是道教服食器具的问题，这是基于中国古代技术以及道教服食技术特点而选取的一个特殊视角。我们仍旧以道教炼丹来加以分析。据化学家、道教学者陈国符先生在其大作《中国外丹黄白术法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稽考，道教炼丹器具有73个条目之多。因为种类繁多、词谊复杂，此处就不一一罗列。当代医家张觉人在数十年炼丹实践中总结出炼丹必备的器具有：火炉、铁锅、阳城罐、大瓷碗、棉纸捻、河沙、木炭、火钳、扇子、小刀、砖石、煅石膏粉、盐泥、毛笔、铁丝瓢、小扫帚、小戥秤、乳臼、玻璃瓶、小棕刷等[3]，借此我们对古代道士炼丹器具会有个大致的了解。应该说明的是，道教服食器具的成就不仅反映了道门对前人技术经验的吸取，也折射出道士们的技术智能；它展示了中国古代技术的水平与特点，也彰显了道的技术创造与贡献。 技术结构指技术系统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联结方式。就道教服食而言，探讨其技术结构，对于认识其技术本质特征颇有帮助。道教服食服药、服气、辟谷、饮食、服符五种类型内部及类型之间存在两类技术结构：个体结构和群体结构。道教服食技术个体结构指道教服食技术内部主体要素、客体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形式。具体地说，道教服食技术个体结构的考察对象是道教服食技术知识要素、技能要素、器具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认为道教服食技术知识要素是道教服食养生的理论成果与指导思想，道教服食技术技能要素是服食养生的应用性能力，道教服食器具要素则是服食养生的辅助手段，三者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统一在道教服食养生以求健康长寿的目标下，协同作业。从这层意思上讲，道教服食技术就是道教服食养生者在道教服食知识要素的指导下合理运用服食器具进行的服食养生操作。相互联系的众多技术个体构成了一个个的技术群体，从整体而言，道教服食技术就是一个技术群体。道教服食技术群体结构指的是道教服药、服气、辟谷、饮食、服符等技术个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形式。道教服食技术各个体的主旨是一致的，即追求健康长生，为了同一个目的，它们常常配合运用；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服药、服气、辟谷、饮食、服符又各有风格。所以可以说，道教服食技术群体结构是服食各类型以独立互补的形式建构的一种特殊的技术群体结构。这种结构与现代众多技术群体由起奠基作用的基础技术、起关键作用的核心技术以及起配套、辅助作用的相关技术所组成的技术结构形式有所不同。不过，这种古今差异无损于服食技术本质本身。 三、道教服食技术的生命伦理价值 1971年，美国学者范伦塞勒•波特（V•R•Potter）著书《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该书首次使用“生命伦理学”概念。现在，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成为一门显学。道教是我国本土宗教，是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其中蕴含着丰厚的生命伦理资源。前人对道教生命伦理的讨论往往夹杂在道教伦理研究中，我们认为如果从道教服食技术这个窗口探视道教生命伦理意蕴，可能会比较具体细致。道教服食技术的伦理蕴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道教服食技术贯彻了道门重人贵生的教义，鲜明地展示了道教尊重人的生命的情怀；二，道教服食养生者精研服食技术，充实了我国传统的养生学，为古代民众的生命健康做出不凡的贡献。 道教重人贵生，现存最早的道教典籍——《太平经》就旗帜鲜明地展示了道门中人的重生思想。《太平经》宣称：“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丧者为贱，生者为贵。”“人各有志，……生为第一。”[4]这些人寿最重的表述是道教精神气质的典型体现。《太平经》作为道教的早期典籍，它重人贵生的理念对后世道教医学影响深远。其后之道教养生家敷衍成说，使之蔚为大观。东晋葛洪提倡现世生活，他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若幸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 ”[5]唐代司马承祯《服气精义论》盛赞人为万物之灵：“在物之形，唯人为贞；在象之精，唯人为灵。并乾坤，居三才之位，合阴阳，当五行之秀。”[6]宋代刘词《混俗颐生录》简明扼要地说：“天地之间，以人为贵。言贵者，异于万物也。人之所重者荣显，所宝者性命。”[7]道教典籍中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道教服食养生家承传这些义理，在实践中努力加以贯彻。服食技术中最能体现道门重人贵生情怀的是对瘟疫防治的倾力奉献。中医认为瘟疫是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一类疾病，多由感受时行疠气导致，中国古代颇受其害。道教服食养生家悲天悯人，发挥自身特长，采取服食金石药、服食医药符等多种多样的方法进行辟瘟、治瘟，这方面有代表性的道经有东晋葛洪《葛仙翁肘后备急方》、唐代孙思邈《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唐代杜光庭《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唐宋间《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两宋之际路时中《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宋元《太上灵宝净明天尊说御瘟经》、明代《灵宝无量度人上经》、明代《急救仙方》，等等。瘟疫的流行造成生灵涂炭，道教服食养生者重视辟瘟治瘟鲜明反映了道门的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 生命诚可贵，可是人生总要经历许多磨难，疾患困扰就是苦难之一。病痛给人带来的折磨难于卒言，道教服食养生家深深认识到单单在理念上贯彻“重人贵生”是不够的，没有精湛的技艺，无以护生。所以他们不懈求取，精心探研服食技术，又不拘一格，各种服食技术兼取并用，使之能更好地为养生服务。我们以服食技术中采药讲究、制药精心、用药审慎等细节稍加阐明。道教服食方药材的采集十分讲究时节、产地。服食养生家认为药材采集是否合时宜、地宜对药效有极大的影响。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卷一《药录纂要•采药时节》中说：“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曝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取，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功，卒无裨益。”[8]在孙思邈看来，药物应当依时采取，不然，这些药材徒弃功用，终究无用。现存明版《道藏》服食经中论及采药应当注意时间、地点的主要还有南北朝或隋唐《太上灵宝芝草品》、唐代《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唐代《张真人金石灵砂论》、约唐宋间《纯阳吕真人药石制》、唐代《金石簿五九数诀》、唐代《蓬莱山西灶还丹歌》、唐代《丹方鉴源》、唐宋间《白云仙人灵草歌》、唐代《太极真人杂丹药方》、北宋《图经衍义本草》，等等。这么多的服食涉及药物采集的时地注意事项，说明服食养生家非常注重药材的药效，这种讲究体现了他们对养生功效的负责态度。道教服食药物的制作同样十分精心。《云笈七籖》卷六十七《金丹部》论及九转还丹。同书卷七十一《金丹部》有“七返丹砂法”，以文武火炼七转，约四十九天，旨趣与九转还丹同。丹药一转练至七转或九转，说明了炼丹家精益求精的技术追求。道教服食方药的服用也是十分审慎的。东汉《太平经》运用草木方和生物方时主张用上好之方。所谓草木方，指称植物性药物和药方。所谓生物方，指称动物性药物和药方。《太平经》作者谆谆告诫道医救死扶伤之事一定要审详，使用草木方和生物方时应当认真把握药效，“十十相应愈者”、“十九相应愈者”、“十八相应愈者”才能推广，的方子是误人命的，切莫乱治。这些说法中蕴含着重人贵生的深情厚意，同时也对服食技术的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道教服食养生秉承道教基本义理，认为天地自然对人特别垂爱，人亦有改造自然的能力，所以人为万物之灵长者。由此推衍开去，道教服食技术致力于防治瘟疫等公益事业，鲜明体现了道门对普世人命之诚挚关爱。为了更好地贯彻“重人贵生”的情怀，道教服食养生者在技术上不懈追求，使服食技术不断进展，以至于国内外中医药官修典籍，如北宋《圣济总录》、《医方类聚》都收录了大量的道教服食。这表明道教服食重生理念和养生方法广被认可。由此可见，道教服食技术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四、道教服食技术发展的四个动因 “技术发展的动力就是指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对技术发展动力的考察，是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任务之一。”[9]技术发展的动力是技术哲学认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我国开展技术哲学的研究仅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不长的学术旅程中，技术哲学界大多偏重技术本体论和技术价值论；而对技术认识论的研究重视不足，近年来才逐渐引起学者的注目，成果尚缺乏。技术认识论研究可以从宏观上加以把握，也可以从微观上细加考察。道教服食技术发展的动力是道教养生技术认识论中的一个问题，通过探究这样一个具体的问题，既可以积累一些专门的素材，为技术认识论研究的整体开掘服务；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道教养生技术的发展机制。 对众多的道教服食经籍进行一番细致的梳理，我们发现道教服食技术经历了如下一些比较明显的发展轨迹：由一般饮食到辟谷，由服动植药到服金石丹药，由服外气到服内气，由服灵符到服医药符，等等。道教服食技术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道教服食技术发展的动力何在呢？我们认为道教服食技术发展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作用力大致可以区分为两类：一是内部因素，包括道教服食技术目的与技术功效的矛盾运动、道教服食技术继承与技术创新的相互促动；二是外部因素，主要是社会需求变迁以及科技整体进步促进了道教服食技术的发展。 第一，道教服食技术目的与技术功效的矛盾运动。技术目的反映的是技术主体对技术作用的期望值。技术功效指的是技术本身所有的功能、效果。技术目的与技术功能有相符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愿望与效果不切合。道教所有养生技术的根本宗旨是长生永寿、不死成仙，服食技术同样遵循着这一原则。服食技术功效指的是道教服食技术各类型的实际养生效果。应当说，道教服食技术各类型均有相当正面的养生功效，讲究顺应自然、荤素搭配、有宜有忌的道教饮食，以现代的眼光看来是相当健康的饮食方式；服动植药是中医的传统之一，道教动植药在药材采集、药物贮藏、药物炮制、药物配伍、药物服用等环节都相当规范，其中许多处方于今仍有实用价值；服气作为一种呼吸锻炼，确有其合理之处；服食灵符，也可以起到类似当今“安慰药”的作用。可是，道教服食技术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登仙，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目标。道教服食技术目的的无限性与道教服食技术功效的有限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推动道教服食技术不断进步。 第二，道教服食技术继承与技术创新的相互促动。影响道教服食技术发展的另一个内部作用力是技术继承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技术继承指的是吸取原有技术实践的成果，包括技术原理、技术思想、技术材料、技术设施、技术方法等方面，技术继承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技术创新是在原有技术成果上，发现不足，对技术原理、技术思想、技术材料、技术设施、技术方法等加以改进。正是技术继承与技术创新的相互作用给技术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动力。道教服食技术也是这样，其技术之发展依托于已取得的服食技术成就，由于不满足于已有技术成果之养生功效，于是努力加以改进。道教饮食与辟谷、服动植物药与服金石药、服外气与服内气、服灵符与服医药符这四组服食养生技术明显存在技术继承和技术创新之成份。服食技术在继承中求创新，技术继承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促使服食技术向前迈进。不过，概观道教服食技术之进步，我们感觉，由一般饮食到辟谷，由服本草动物药到服金石丹药，由服外气到服内气，由服灵符到服医药符，服食技术原理并没有显著的变化，服食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技术方法的改进上，这说明道教服食技术的总体提升有其局限性。 第三，社会需求变迁对道教服食技术发展的作用。技术源于需求，这是技术哲学界比较认同的关于技术产生、发展的理论。道教服食技术作为中国古代道教养生技术之一重要类别，其发展也印证了“社会需求是技术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一科学论断。东汉顺帝年间（125-144），统治集团日益腐朽，相当黑暗，豪强凌弱，时有凶年，民生凋敝。《太平经》在此社会背景下提出辟谷，一方面是曲折无奈地进行抗争，另一方面是有针对性的治国方略。东汉道教创立时，继承了此前方士的炼丹技艺。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士大夫阶层深感生命无常、人寿短暂。这促使他们致力于寻觅能够延年益寿，长命不死的大药。道教炼丹家应运而起。隋唐是道教外丹术鼎盛时期。据王永平先生研究，“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而身体健康因素以及唐帝室中有可能遗传的一种家族病‘风疾’，是导致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10]。帝王对金丹的偏好，波及臣民，使得服丹风行，道教外丹术因而极盛。唐宋时，服内气比服外气更受重视。这与当时中国社会哲学理论的转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唐开始，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使道教修道义理和方法也发生内倾式的转变，提倡内在精、气、神三宝的内丹术兴起。各种养生道术，包括服气术逐步地被纳入这一潮流，成为内丹术的组成部分。服气术由外转内也是时代洪流席卷的结果。宋代至元中医养生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肇始于秦汉的金石服食这股养生学上的潮流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代极盛，此后逐渐平息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动植物类养生药的兴起，成为一种新的养生趋向。中医药学的新发展给道符服食技术提出了挑战，也创造了机遇，符箓派道士面对大众越来越高的医疗技术效果要求，改变了以往单单服食一纸灵符的做法，积极吸纳同时代的医学成就，在保留道符“安慰药”效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入用药煎服的内容，使得道符既有心理暗示效应，又能发挥药物疗效，改善了功能。从上面对辟谷、服丹、服气、服符发生、发展的论析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理出一个观点：社会需求的发展推动了道教服食技术的演进。 第四，科技整体进步对道教服食技术发展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取得一系列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在技术领域，中国曾经长时间遥遥领先于世界诸多国家、地区。中国古代科技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为道教服食技术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道教医学之源头在于古代中医之理论与方法，其发展演变同中医一起律动。道教炼丹术无疑离不开同时代制陶、冶铸等手工业基础。道教服气与中国古代呼吸锻炼也有关系。道教辟谷是古代的清肠运动，也有一定的中医学依据。我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因其深厚的积淀，世人誉称我国为“烹饪王国”。如果要厘清我国饮食文明的辉煌成就，恐怕需要煌煌巨著。我国饮食文明的灿烂壮丽给道饮食养生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道教治病符从早期道教的粗放形态到元代以后的精细分工，呈现出一种由巫向医转型的演进形态，这种转换也是中国医学整体进步作用的结果。总之，中国古代科技的不断进步是道教服食技术发展的推动器。 现代科学正在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中蓬勃发展，各学科相互渗透日益频密，科学知识体系正在编织越来越密集的网状结构。现代科学发展的这一方向要求学者有意识地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兼容并蓄是道教文化的特质，现存正续《道藏》以及《藏外道书》收罗的经书十分宏富，涉及多个学科。道教文化这种独特的内在规定性是跨学科研究的基础。本文在技术哲学视域中观照道教服食文化，对道教服食技术之外延内涵、伦理价值、发展动力等问题作了深入阐析，提出一些新思想。在这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有一点体悟：跨学科研究往往能够导致新发现。 参考文献： [1]《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308-317页。按，下引此丛书，版本信息相同，不再一一说明。 [2]《道藏》第19册，第57-61页。 [3]容志毅：《中国炼丹术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24-227页。 [4]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第222页，第309页，第613页。 [5]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第53页。 [6]《道藏》第18册，第447页。 [7]《道藏》第18册，第512页。 [8]张作记、张瑞贤：《药王全书》，华夏出版社，1995，第477页。 [9]常立农：《技术哲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第93页。 [10]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414-431页。 （《哲学动态》2008年第1期）